一天涨粉千万的新国际网红出现了。

卡塔尔小王子。

世界杯赛场，他因为一张动图吸粉无数，“两千亿”“钞能力”“饺子皮”的梗全网飞，可可爱爱的表情包更是广为流传。

有超话，有粉丝。

粉丝们出精修图，吹彩虹屁，赞小王子帅气无敌，笑容治愈。

但前几天，以暴风速度走红的小王子，身份被扒了。

有网友提出质疑，扒出他疑似公司包装的网红，“身份造假”。

这个“王子”并非卡塔尔王室直系成员的子女，而更有可能出自王室旁支。

金钱，确实是卡塔尔王室最强大的滤镜。

以至于，它一开始吸引走了世界杯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但，说起卡塔尔，关于这届世界杯，她姐一直记得的，却是另外一些画面——

是世界杯观众席上，一众卡塔尔穷得只剩下钱的男人身前，一个身披黑袍，被遮得只剩下一双眼睛的女性。

她只是看着镜头，一言不发，但你我都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是那个在看台上，因为伊朗男足拒唱国歌，泪流满面的女性。

是一个化着斑斑血泪妆容的女性。

她拿着“阿米尼”22号球衣，纪念9月被道德警察逮捕后突然离世的叫阿米尼的伊朗女孩。

这是这届世界杯上，为声援伊朗女性而来的声浪。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们对自由的向往。

如今已是12月，伊朗这波关于“Woman Life Freedom”的浪潮，已经汹涌了快三个月。

蔓延伊朗全国的愤怒之火，源自一个叫玛莎·阿米尼的女孩。

9月16日，22岁的阿米尼因为穿戴头巾不符合标准，涉嫌违反伊朗的头巾法，被道德警察拘留。

几个小时后，阿米尼陷入昏迷，三天后，阿米尼去世。

她身上的血迹和瘀痕，以及有人曾在拘留室外听到的尖叫声都表明，阿米尼的死亡可能是道德警察的殴打所致。

女孩突然逝去的生命，激起人们的气愤。

由此开始，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及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

人们反对头巾法，为阿米尼之死求取真相。

在伊朗，法律规定所有9周岁以上的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并身着宽松的衣服遮盖身体线条。

注意，这不是习俗，而是法律规定。

一旦被道德警察发现头巾外面露出太多头发、衣着不规范、化妆过度，女性将被警告、罚款，甚至监禁。

阿米尼之死，让人们聚集在街头。

有人怒而剪掉长发，有人把头巾扔进火中。

个人最小单位的抵抗，汇成河流。

女性们站一起，用决绝的态度表达对高压身体管制的反抗。

伊朗著名女演员塔拉内发布自己披下长发的照片，手中的纸上写着：

女性、生命、自由。

这是她第一次以不戴头巾的样子，公开示人。

在法国，有数位女演员在线上用剪头发的方式，响应远方伊朗女性的自由呼唤。

直到这次世界杯，全球的目光汇聚于中东。

这里女性的处境，再一次被世界看到。

伊朗女性在足球场的看台高举“Woman Life Freedom”的标语。

巨大的旗帜，在观众们手中传递。

甚至，如今伊朗女性得以进入足球场高呼自由，也是上一代伊朗女性们不断抗争得来的结果。

谁也没想到，女性之间奇妙的薪火相传，竟在世界杯的赛场得到了回响。

关于看足球赛的权利，伊朗女性流过泪。

更流过血。

自1979年的革命后，伊朗禁止女性前往体育场观看足球赛。

理由是——

足球场男性众多，下流话太多，也容易发生暴力事件，不允许女性入场是为了保护女性。

但女性们并不听话。

就算戴上假发、贴上胡子女扮男装，她们也要混进体育场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伊朗电影《越位》，讲的正是几个女孩扮男装看球被抓的故事。

而现实中的抗争，总是曲折又难免残酷。

2018年3月，35个试图进场的女球迷被捕；5月，又有8个女球迷触犯禁令。

2019年3月，一个名叫萨哈尔的女孩扮男装进入体育场被警察识破，按法律，她可能将面临6个月的监禁。

被拘留三天得到保释后，萨哈尔穿着心爱球队的蓝色球衣，来到法院门口，自焚身亡。

她的去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国际足联发出警告，如果继续禁止女性在现场看球，伊朗将被踢出国际足联，失去参加国际赛事的资格。

2019年9月，迫于压力，伊朗终于宣布解除女性看球的禁令。

时隔四十多年，“支持伊朗女性进入体育场”的旗帜，终于照进现实。

很多女孩人生第一次走进体育场。

她们品尝到了苦乐交织、悲喜交加的复杂情感。

原来，这就是禁令之外的自由的味道。原来女性的禁地，可以充满女性的欢欣。

如今，在前辈的抗争后得以走进体育场的女性，在人群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Woman Life Freedom”。

她们点亮新的灯塔，以期照亮更多跟随而来的姐妹。

伊朗女性一直在抗争，不惜一次次以身体碰撞禁令。

因为，她们看过或听说过，此地也曾有过自由世界的模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国王巴列维倡导世俗改革、社会西化。

那时的伊朗女性可以脱下头巾，烫时髦的卷发，穿漂亮的衣裙，在沙滩度假，去逛街、看电影。

杂志上，刊载最流行的妆容，封面女郎美丽又自在。

进步要流泪流血，开倒车却只在一夜之间。

这昙花一现的自由，在1979年之后灰飞烟灭。

短暂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伊朗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头巾，否则就是不知羞耻会出卖身体的娼妓，展露自己被男人看见的，都是罪人。

以法律约束，以教化驯服，对女性的高压管制，遍布伊朗的细微角落。

这里有女性监护人制度，规定每个女性必须有一个男性监护人。

女孩出生起，父亲是监护人。

如果父亲不在，叔叔、哥哥就是监护人。

结婚后，丈夫则成了她们新的监护人。

至于理由，当然也是为了让女性受到男性的保护。

所以，伊朗女性想出国、大学后继续深造，甚至工作这样的个人决定，也必须得到监护人的许可。

公共场合中，女性不许骑自行车，不许骑摩托车，不许唱歌，不许跳舞，不许奔跑......

因为晃动的身体，会让男人看到后想入非非。

日常的限制，甚至可以细微到“上学的女性不许做美甲”的程度。

街上的道德警察，有权力评估女性的穿着打扮是否符合规范。

路上，还有一种专门监视女性穿着的监控。

如果一个开车的女性被拍到头巾戴得不符合规定，就会收到一条提醒短信，可能是警告，也可能是罚款，或者是更严重的后果。

每年的7月12日，是伊朗的“头巾与贞操日”，管制，反倒有了一种荒诞的节日仪式感。

无处不在的身体管控，已经限制了伊朗女性太多的自由。

处处都是禁令，女性步步都要小心。

从9月蔓延至今的抗议活动，走上街头的人们反抗的已经并非头巾本身，因为在伊朗国内，也有一些女性因为信仰自愿戴上头巾。

他们真正反抗的，是一层层不断加码的严密管控，争取的，是可以不戴头巾的自由。

其实，相比于其他中东国家的女性，伊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走在了前面，超过60%的大学生性别为女。

但头巾这属于日常生活的自由，还需她们一代代努力。

她们看过自由的天空，知道何谓自由的女性，就不再甘心回到高压的管制之中。

从进入体育场，到反对头巾，1979年至今的四十多年里，伊朗女性追逐自由的脚步，不曾停止。

她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走一条艰险之路。

令人欣慰的是，伊朗的一部分男性，选择了站在女性的身边，为他们妻子、女儿、母亲、姐妹的自由挺身而出。

世界杯前，球员阿兹蒙冒着被禁赛的风险，为阿米尼发声。他说：

“最坏的情况是我会被国家队开除，被开除我不会有任何异议，因为我愿意为了伊朗女性的一根头发而牺牲这一切。”

世界杯上，伊朗男足因为国内的女性运动拒绝唱国歌，用沉默表态，也表达了洪大的声量。

在伊朗，男性和女性一起走上街头，举起标语。

女性在运动中遭遇暴力，他们伸出援手。

也有男性戴上头巾，以示抗议。

《越位》的导演贾法·帕纳西，他的电影总是聚焦于伊朗穷人和女性的困境。

即便被禁拍20年，他也依然偷偷拍电影，为女性的解放不断奔走。

这些男性，选择把文化规训的“有毒的男子气概”放在一边，和女性携手抵挡历史的洪流。

因为自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权利，不分男女。

这些年，无孔不入的身体管控，越来越严密的性别压制，一个个付出生命代价的女孩，让惶惶不可终日的伊朗女性，以愤怒燃起烈火。

反对着装，只是表象，她们正走在一条通往解放的路上。

女性们不顾一切，在高压里一点点顶开天花板的缝隙，体验名为“自由”的呼吸。

她们跑进了体育场，走上了街头，挥动着旗帜，召唤更多女性加入奔赴自由的队伍。

姐姐和妹妹们心中的火焰，燃起来就不会再轻易熄灭。

就像伊朗的女性，醒来就不会再甘心睡去。